邓小平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十分注重从政治上判断形势，分析和处理问题，“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是他的一贯思想。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在讲政治上为我们作了表率。
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具体要求。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的政治是什么?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是中国走向胜利的正确方向。他在中央苏区由于坚持贯彻这条路线，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打下去了。在写了两份检查后“领导者”还不满意，邓小平气愤地说：“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作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是对中国负责任的……”由于邓小平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方向，受到撤职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资料图片：邓小平任书记的五人总前委。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1948年11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组成由邓小平任书记的五人总前委，统一领导和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的政治是什么？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地位转变使共产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必须从政治方面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迅速适应这一转变。他要求党的干部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政治纪律方面严格要求和把握自己。他认为，政治领导，宪法上规定了，看起来还可以，但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行。因此，党的事业的胜利，党对于人民所负的责任的加重，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的增长，这一切都要求党对于党员提出新的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但他分析和把握问题从来都是从政治的高度着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邓小平讲政治有一条清晰的思路，就是讲大局、抓大局。邓小平曾多次讲到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往事，他说，“解放战争的第二年，中央决定十万冀鲁豫大军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是一个无后方作战的十分艰险的战略任务。当时有的干部对执行这一任务有顾虑”，他和刘伯承始终坚持从全党和解放战争的大局出发，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为：这个行动可以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这边来，减轻兄弟野战军的压力。釜底抽薪，焉能惧怕烫手，即使做出牺牲，也要义无反顾。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们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主动挑起最危险的任务，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正是这种高度自觉的全局观念、大局意识，保证了我军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实际上，基层同志讲政治、关心全局，也是我们党早有的光荣传统。1962年，邓小平引用毛主席的话说：“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这么一个例子，在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他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向南走向北走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问题。这说明我们军队的战士都是关心战略的。”
历史证明，重视并善于从整体、大局、全局上考虑问题，在工作中坚决做到着眼大局、把握大局、服从大局、服务大局，一直是我们党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文/选自《初心一叶——党史中的人与事》 作者/张东明 朗读/于湘乐 ）
